曾节明:为什么“重典”治不了中国的“乱世”

横刀斩断千夫指,举手打死孺子牛。

曾节明:为什么“重典”治不了中国的“乱世”

帖子生不如死 于 2010年 2月 5日 06:36 星期五

曾节明:为什么“重典”治不了中国的“乱世”


文章摘要: “重典”之所以治不了中共国的乱世,更深的原因还在于:在如今极权回潮而极度败坏的中国社会,残酷的体制性压迫把许多人逼到生不如死的境地,当人不想活了的时候,死刑还有什么威慑力?

作者 : 曾节明,

發表時間:2/5/2010
中国传统的治世主张“治乱世须用重典”在中国深入人心,但它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荒谬主张——因为人性的弱点,就如同“谎言重负一千遍就成了真理”一样,谬论传上千年也会成为真理。

“乱世”,也就是治安败坏、犯罪频发的社会,所谓“重典”,无非是动不动就将人处死,也就是滥用死刑。“治乱世须用重典”听起来冠冕堂皇,说得通俗点就是,“治乱世须滥用死刑”。

中国社会施用“重典”以治“乱世”的历史源远流长,其死刑罪名之多、处决手段之残忍,世界各国无能出其右者;单一个凌迟死刑(千刀万剐)居然能够列入国家明正典刑近千年之久;而坐上“大逆”(谋反)这条罪名的人,往往“满门抄斩”、甚至“灭门九族”;满清乾隆帝,不仅频频将文章含有 “敏感字”的作者及其家人凌迟抄斩,还把刻书、藏书的人一并杀掉…这些,足以让西方历史上最野蛮的暴政自愧弗如,直可以印尼丛林中的吃人部落一争高下。

可见,中国治乱世之“典”,不可谓不重矣,可效果如何呢?中国历史上农民农民造反次数之多、规模之大、周期性的大动乱破坏之烈…均高踞世界榜首,与漫长文明史不相称的寥落古迹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一次次文明的积累在乱世中被推倒重来,诸多技艺学科湮灭失传,近代以前,两千年来社会在动乱的冲击下不断倒退,这在其他国家中绝无仅有…中国的“乱世”纪录,堪称世界之最。

历史上,中国王朝的“重典”缘何治不了中国的乱世?因为在王朝暴政的逼迫下,“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逼之?”所谓“重典”,大不了把人残酷的处死,而人到了生不如死的时候,往往能够豁出去:既然造反是死,不造反也会被逼死、饿死,干脆造反而死,死个痛快;更何况,成功了就是将相王侯、失败了可以自我了断。

而自秦以后的中国王朝,因为其集权帝制的体制,要远比欧洲国家的分封制的王朝更不稳固:由于专制,它逐步丧失纠错能力、无能化解社会矛盾,因此它不能避免频发的、周期性的社会大败坏;因为集权,这些王朝武力赢弱,既难以镇压暴民、更难以抵御新兴北方蛮族的入侵…这些,都是民众造反的大好条件。而且,传统王朝也没有如共产政权那样严密的意识形态管控机制,它不可能如毛共、朝鲜当局那样愚弄老百姓,让他们饿死不造反。

因此,每当大的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,中国农民几乎无一例外地揭竿而起,盗贼满山、暴民遍地,哪管你皇帝老子的“重典”到底是凌迟,还是剥皮。


共产党窃据中国后,在“重典”的传统上再加上共产暴政,诚可谓雪上加霜,中国一跃而成为全世界死刑名目最多的几个国家之一。但“重典”的效果(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洗脑的效果)只持续了二十多年,随着毛始皇驾崩,意识形态衰颓,“乱世”迅即大回潮:君不见八十年代初,文革遗风大行其道,盗贼遍地、强奸频发、哄抢公行、剪径处处、各中小学沦为少年犯制造工厂…

对共产意识形态从不以为然的邓小平,眼见政权失控危险,慌忙从毛共的垃圾筐中翻出了“乱世用重典”的祖传方子,祭出“严打”的滥杀招数,“严打”之“重典”,重到什么程度?重到偷看一眼女人洗澡就会被枪毙的程度!八三年的“严打”,导致数万中国人被滥杀。“严打”完全是中国特色,因为这是同一阶段所有西方前共产国家都没有过的,即使暴如苏联,在斯大林死后也再也没有过滥杀本国公民的运动了

“严打”这样的“重典”不可谓不重,但效果怎样呢?不到十年就开始大反弹,“六四”大屠杀之后,中共彻底抛弃胡耀邦、赵紫阳时期 “让世界充满爱”的人性化新政,重新强化专政和假大空,整个中国社会由是迅速败坏:道德大滑坡、信仰缺失、理想泯灭、犯罪率高涨、假冒伪劣横行…江泽民之后,在胡锦涛更加专制和假大空的统治下,如今的中国盗贼公行、黑社会猖獗、假冒伪劣毒产品空前泛滥成灾、社会信用丧尽、见死不救盛行、冷漠成风、骗子成群、假币处处、防不胜防…总之官是贪官、酷吏、左棍、商是官商、奸商、黑贾、民多愚民、刁民、贼民、暴民…实乃一幅典型的滑向社会整体崩溃的“乱世”图像!

为什么中共政权的“重典”仍然治不了中国的“乱世”?从技术上说,中共所施的“重典”本身就是助长“乱世”的推手;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滥用死刑。

什么是滥用死刑?就是对没有谋杀行为的犯罪者也动用死刑。众所周知,中共国是全世界滥用死刑的头号大国:谋杀固然要判死,即便不杀人,诸多罪行也会判死,如:抢银行、抢出租车要判死、携带毒品超过八十克要判死、强奸多几个人要判死、抢劫外加强奸要枪毙、偷得多了也会判死、甚至贪污、虚开增值税发票达到一定数量也要处死…由于许多非杀人的行为都可以判处死刑,这就鼓励犯事的人多犯罪、甚至杀人灭口,因为一桩罪行往往需要另一桩罪行来掩盖,且杀害当事人,能够大大增加警方破案的难度——反正杀不杀人都是死,不杀人反而更容易被抓住;反正犯下一桩罪是死、犯下三桩罪也是死,少犯罪反而死得更快。

因此,已经犯下这些事情的人,当然就“一不做、二不休”,继续犯罪、连锁犯罪、大开杀戒…总之把事做绝,反正横竖也是死,而且不多犯罪、不把事做绝,自己更可能死、死得更快…于是抢银行的,干脆把员工杀掉;抢的士的,抢车杀人;抢劫强奸的,先奸后杀,总之来个不留活口、死无对证、大大增加你破案的难度。靠山不牢的贪官污吏,为保身家性命,索性杀人灭口,把秘密封锁于墓穴;携带毒品超红线的,被发现后往往殊死顽抗,杀一个够本,杀两个挣一个……

这样的“重典”,不仅丧失了震慑作用,反倒成了激励犯罪的兴奋剂。这就是“物极必反”效应,就象用药一样,任何东西一旦被滥用,只会取得反效果。

“重典”之所以治不了中共国的乱世,更深的原因还在于:在如今极权回潮而极度败坏的中国社会,残酷的体制性压迫把许多人逼到生不如死的境地,当人不想活了的时候,死刑还有什么威慑力?

“六四”大屠杀后,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,广大普通民众不仅仍然毫无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,连毛时代的生育自由和那点生存保障都没有了。邓小平“南巡”以来,中共中央在全国掀起权贵私有化掠夺运动,在对民众继续专政的同时,中共政府在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社会责任领域全面赖账,将广大农民和被榨尽血汗的城市职工当包袱抛弃。胡锦涛上台以来,中共厉行“国进民退”倒退经济政策,堵塞民营经济空间、钳制市场;胡锦涛疯狂扩编公安武警国保城管队伍、疯长军费、大力提高公务员待遇,导致税费沉重,老百姓生意越来越难做…种种倒行逆施,一步步地堵死了社会底层创业的渠道,造成诚实勤奋的人日益劳无所获,而中共贪官恶吏、爪牙、走狗却披着公务员的黄马褂,旱涝保收、快活滋润、愈发趾高气扬…

社会文化方面,胡锦涛高举假大空左大旗,举得比起前任更高,竭力向中国社会散播党文化、糟粕文化和法西斯民族主义摇头丸;胡锦涛不仅横蛮打压普世价值观念和一切“自由化”苗头,而且铁腕压制社会正气,胡锦涛发了疯地整肃媒体、封锁互联网,其瞒报地震、掩盖豆腐渣工程、打压遇难者家属、竭力包庇毒奶粉后台老板…其专政手段比前任更严密、更狡诈、更阴狠…

这样的社会必然正气沦丧、道德败坏,充满仇恨和冲突,这种社会是滋长犯罪的温床。

中共专制政权最无可救药的地方是:在加深旧恨的同时,它不断地大力制造着新的社会仇恨,不断地制造着新的敌人:如今在中共中央的纵容下,中共各级官僚虐民掠财越来越肆无忌惮,强迫拆迁、强迫征地这样的犯罪全国范围地大规模公行,真正到了“抢田夺地、上房揭瓦”这样丧心病狂的程度,中国民众的私产,在经历毛共时代共产抢劫后,再次经历大规模的制度性抢劫。张春桥曾说:邓小平上台,中国老百姓将会“吃二芿苦,受二荏罪”;张春桥满口谎言,这句话却是真话:现在的中国民众,真真切切在“吃二芿苦,受二荏罪”。

毛共时代,只要不触及政治,中国老百姓的基本生存还可保无虞;可如今,不管你问不问政治,你都可能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——若无“准生证”,会横遭重罚(只生一个都还不行)、若“超怀”“超生”你和你的妻子会被刮胎结扎、你会被罚得倾家荡产;而老百姓现在又多了一种最新的危险:若政府看上了你住的那片地方,你的私房会被强迫拆迁、你多年耕耘的田地会被毁掉作物、强行征用…

你流落异乡打工,若无暂住证,会遭罚款关押、你进城叫卖、摆摊、乃至乞讨,会遭城管收缴、驱逐甚至殴打…

君不见多少农民因“超生”、“超怀”、未及时办“准生证”等原因,被计生部门逼得倾家荡产、流落异乡异国、甚至家破人亡?几多小商小贩沿街叫卖者被城管殴伤打死?下乡“执法”的“计生干部”被农民打死?而被强拆征地搞到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者又何止千数计?如此之逼迫,足以令绵羊变猛虎:君不见农民怒杀“计生干部”、小贩抗杀城管?如今被强拆征地逼得自杀、杀人者,也在一天天多起来…中共国极端残忍野蛮的强制计生“基本国策”、邪恶横暴的城管制度和制度性的强拆、征地,正把越来越多老实本份的人逼成罪犯、逼成杀人凶手,因为他们被这个政权逼得不想活了。

如今的中共国社会,整一个逼良为娼、逼良为盗、诱民做贼的乱世,这样的昏浊暴虐乱世若无革命的及时洗刷,必将于溃乱中整体崩溃。

综上可见,为什么中共政权的“重典”仍然治不了中国的“乱世”?其根本原因就在中共政权自身;因为中共政权本身就是“乱世”的制造者,中共就是滋长乱世的根子。

与“乱世”相反的是“治世”,所谓“治世”,是社会成员普遍安居乐业守法重德的社会,这种社会既需要一个公正的政府来影响、更需要宗教信仰来培育,它决不是严刑峻法的“重典”所能强塑得了的。

而中共政权却把成就“治世”的两大条件都破坏了:中共政权是一个罪行累累的犯罪政权,如今它已经蜕变为赤裸裸的中华民族的绑架者和掠食者,这种政权的政府根本谈不上什么公正,这种政府对社会的作用不是致愚,就是诱导民众像自己一样残暴、虚伪、邪恶;中共一直压制宗教信仰自由,这种压制在胡锦涛上台后更进一步加剧——对宗教信仰的打压等于是铲除养育社会道德的土壤,这对于共产意识形态已经崩溃的中国社会,其败坏作用尤为强烈:毛共虽然大搞无神论,但好歹推出 “毛泽东思想”作为宗教信仰的替代品(虽然这种替代是不可能长久的),毛泽东虽然残暴,却擅长舞文弄墨、深具个人魅力,不能不承认,毛泽东思想对凝聚人心短时期内起了巨大的作用,因此毛时代的社会犯罪率很低,饿死几千万人也没有出大的乱子;但是现在,这种替代品在哪里?文学只读过卓娅苏拉、象五十年代旧机床一样僵硬的胡锦涛,他在拼老命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,有什么能力或个人魅力,能为中国人一丝一毫精神信仰的食粮?

若无根本性的政治改变,中国更大的“乱世”必将预期而至,中国社会将在日益恶化的乱世中全面崩溃。

综上所述,“重典”是治不了“乱世”的,因为用“重典”治乱世,治标不治本,就象喝海水解渴,口渴必然反弹,结果越喝越渴。要想治疗中国的乱世,治心才是根本;而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要想救治中国的人心,非得去除中共政权这根七歪八邪的“上梁”不可——必须在中国创立三权分立的宪政政权,以实现宗教、新闻出版的充分自由,达成人权受到充分保障的目的,然后,随着政府信用的影响、宗教和传统精华文化的培育、社会风气的好转…社会道德才能重塑,中国历史上如“文景”、“贞观”那样的治世才有望再现。

与中国“重典”治乱世相反的现实例子是北欧社会:北欧各国没有死刑、刑罚很轻,甚至监狱里的生活条件还很舒适,但北欧各国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,北欧社会就是典型的“治世”。这是为什么?因为北欧社会是一个人权受到充分保障的宪政民主社会、它是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有饭吃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的真正“和谐社会”、它是一个宗教有自由,人心有依附、道德有承载的社会。

中国古话说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,物质上的平均有助社会的安定。这个道理,已经为社民色彩较重的北欧社会印证,它对中国的启迪是:因为治下中国社会的极度败坏、以及传统文化和宗教崩坏的现状,中国在民主化转型(如果有的话)中,必须实施社民主义色彩较重的政策,因为中国人信仰普遍缺失、只看重经济利益,从民生着手,比较容易救治中国的乱世。

曾节明 成稿于2010年元月二十四日中午于泰国家中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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